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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预计1-2月疫情对消费总影响为1.3万亿元 要以十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

2020-02-25 13:30
导读本文整理自朱民2月22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五道口在线学习计划的直播内容,未经本人审定。

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

本文整理自朱民2月22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五道口在线学习计划的直播内容,未经本人审定。

我的题目是“战胜疫情,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这分几个阶段,要理解疫情对2020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以及我们怎样以政策推动强劲的反弹,这对2020年特别重要。

当我们看2020年时,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大局和趋势看,这个大局就是中国从今年开始走向高收入阶段,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金,我们从1万美金走向1.5万美金,这是进入第一阶段,第一年。在这个起始年怎样把抗疫的经济恢复做好,高起点地走入高收入阶段就变得特别重要。

与此同时,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的政策和现在的政策结合起来,那就是改革开放,科技创新,特别是在这次抗疫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科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为下一轮中国经济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中国怎么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最主要的大局,是当前最重大的任务,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

一、深刻理解疫情的经济影响,10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

大家要深刻理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情况下要完成今年的经济任务,推动中国朝高收入增长,需要强劲的反弹。反弹是必然的,我们需要的是强劲的反弹,需要10倍的努力来推动反弹,才能把中国经济的基础奠定好。

这是一张从疫情总需求做的估测,是对消费的影响。2019年时国家总体消费是23.7万亿元人民币,零售部分网上是8万亿,网下是7万亿,所以现在网上部分很大,但服务消费,大家可以看到是7.6万亿,主要还是线下,线上只有6100亿。

我们对比2019年2月份和3月份春节和春节后一个月的数据,消费占的比重大概占15%左右,数字化部分占14.5%,电影票房占23.7%,演出赛事在这期间比较集中,占了19.6%等等。我们通过大数据的调研做了分析,估计今年的幅度在这期间可能会下降,比如线上社会零售消费下降幅度不大,17%左右,但非数字化(如餐饮业)会下降60%左右;日用百货,包括口罩等,因为口罩需求上升,我们假设持平,但电影票房估计会下降92%,专业演出全部关了,下降90%,旅游休假会下降97%,还是很大的。当然也有上升的部分,服务消费里游戏上升50%,短视频上升60%,在线教育上升300%。我们把所有结构打开来看就可以看到,社会零售数字化会减少2000多亿,整个餐饮会下降4000多亿,旅游休假会下降9000多亿。和上升的线上教育、短视频、游戏抵消,估计在今年1月份、2月份,疫情对消费的总影响是1.3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很大的规模。

再从总需求看,我们把2019和2020年的GDP分解比较,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GDP总增长6.1%,最终消费3.5个百分点,最终资本形成1.9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0.7个百分点。2020年用模型来算,估计净出口今年对GDP的增长贡献会下降到0.1%左右,出口是今年特别严峻的挑战,这个情况下最终消费会下降,大概3.0%到3.4%左右,资本形成需要上升,不但是投资的上升,而且是投资效率的上升,占到2.4到2.5个百分点,比去年增长0.5到0.6个百分点,这样我们今年才能完成全年GDP增长5.5到6个百分点这个区间的增长速度。

从这个总需求的化解我们能看到,今年的任务非常艰巨,拉动总需求、拉动消费、拉动投资和拉动出口,这三件大事都不能忽视。

从总供给来看,和非典比较,这次新冠疫情影响的区域占GDP的比重大大超过非典的影响,总人口比重非典才18%,这次63%;GDP比重非典实际才影响26%的区域,这次占到74%;消费零售额的比例非典只影响25%,这次影响71%,财政收入影响非典影响24%,这次影响是61%。整个供给面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停工是非典期间没有的,从春节期间到春节之后,延续从10天到15天,如果以20号复工,30号复工的话,停工阶段都有20天到30天左右,我们做了近万的企业调研,复工难的原因从供给来说还是物流,物流、人流、交通流不通占了60.7%,这是总供给的问题,因为疫情,政府希望延期复工占了17.6%,也有企业担心疫情扩散占36.9%,复工后又产生新的疫情,员工无法按时返岗占31.2%,还有原料等影响。

在总供给的方面看来,现在整个产业链、整个物流、整个交通的损伤还是很大的,要恢复它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与此同时整个宏观环境相比非典时期其实有很大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非典时期,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是从2.9%开始,2003年从4.3%到5.7%,全球是一个经济上升的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上升强劲,从9%到10.1%,10.4%,继续往上走。现在来看整个经济的宏观影响很不一样,全球的经济增长,从3.5%降到2.9%(去年的数据),今年大概是3%到3.3%左右,这是最新的估计。

整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更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6.6%到6.1%,今年争取在5.5%到6%之间的速度。整个宏观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大的不同。

相比2003年,外部贸易差别也是很大的,全世界的贸易是3.8%(2002年)增长到5.9%,然后增长到11%,这是一个很强劲的贸易上升阶段,从外部环境来说,在我们国家加入WTO以后,贸易增长是很快的,我们整个贸易增长是从34%涨到了36%,上涨非常快,从22%左右涨起来。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世界的增长,贸易从3.6%降到1.1%,今年可能会略有上升,到2%左右,中国的贸易也从9.6%的出口降到了3.4%,今年可能还会继续进一步下调。

如果把这次相比非典时的宏观背景,会发现整个经济的周期和外部环境完全不一样,2003年是全球性的上升周期,中国也在上升周期,所以2003年中国在非典期间,政府启动政策,能够有非常迅速的经济反弹,在今天的环境下就会变得相对困难一些,整个周期是不一样的。

从具体数字来看,2003年中国季度增长,第二季度有一个短暂下跌,以后就一直上升,趋势在直接往上走。整个投资一直上升,在2003年上升了23.72%,2004年上升了24.33%,投资反弹是非常强劲的。

工业增长速度从季度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季度的下调,之后就开始沿着直线上升,所以从年度来看,季度的工业增长速度2003年从8.94%上升到15.88%,上升18.8亿,所以工业增长恢复弹性是非常强劲的。

2003年的贸易有一季度的下跌,以后就开始反弹,维持上升,所以全年的贸易增长速度从22.4%(2002年)上升到2004年的34.6%和35.4%,贸易反弹也是非常强劲的。

房地产非典时期有一个很大的下跌,但以后就开始反弹,反弹还是很强劲的。整体来说2003年相比2002年,房地产销售上升了31.9%,以后连续是30%,大家可以看到几个轮子,投资、贸易、房地产,在2003年整个反弹都是非常强劲的。

但是消费不一样,2003年有一个季度下跌,下跌幅度很大,然后逐渐往上走,全年来看,2003年的消费增长还是低于2002年,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跌掉的消费可以反弹,但很难全面补回来,比如两个月来你很少上餐厅吃饭,不是说疫情解除后你去餐厅吃无数的饭把它补回来,你也会去,去的多一点,但很难把过去的消费完全补回来,2003年的消费增长反而是低于2002年的,但2004年继续保持了一个强劲增长,12.4%,因为打下了基础。

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看,疫情在2003年,第一是有强劲反弹,这个强劲反弹,消费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是靠投资、靠房地产、靠贸易整个拉动,所以使2003年的经济相比2002年的持平还在继续增长。

从结构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反弹和恢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需要很大的力度来推动。但反弹是客观存在的。

今天的环境和之前比相差很大,中国的贸易从9.6%(2018年)下降到2019年的3.8%左右,中国房地产销售增速也从12.2%下降到了2019年的6.5%左右,我们整个趋势是在一个下降周期,而不是在一个上升周期。但好在2018到2019年期间,投资和工业是稳住的,2018年投资的增长是23.7%,2019年达到了24%,2019年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减税、鼓励投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支持。2018年的工业增速也稳住了,可以看到,2018年的工业增速还是能够从整个10%左右上升到15.6%左右,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奇点,可以继续反弹。这是和今天不一样的地方。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疫情中,科技(网络+云+AI+5G)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次疫情发生和非典不一样,中国已经是网络大国了,全社会(个人、企业、行业)数字化已有一定基础,这次疫情,数字化技术支撑了对疫情的信息传递,对疫情的防控,同时科技手段加持,互联网、智能技术,对科研、检测、信息、防控、物资供应甚至捐赠等等来说,都极大的提高了效率,与此同时在疫情时期,生活服务、在线医疗和办公等也因为疫情转向线上而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线上教育增长了300%。

这次我们看到高德地图上线了发热门诊的查询功能,从1月31日开始已经覆盖了297座城市,国家卫健委和腾讯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和发热的门诊地图;百度上线了门诊地图和疫情管控消息;阿里在复工时和杭州合作,通过健康打卡和健康码追索每个人员的流动和安全系数,能够做到既精准健康又有效复工,这都是高科技起的作用。当然,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线上娱乐,特别是线上办公,支持2亿人的线上办公,都得到了跳跃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很新的变化,从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和情况来看,疫情以后我们会走上一个很大规模的新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过程,这对于整个经济的长期推动和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现在来看,当前复工需要政府支持的是什么?从上万企业的调研可以看到,尽快恢复物流还是最主要的,这是供应侧。贷款和金融服务占第二条,37.2%,给企业灵活性,不要强制推迟或提前复工时间,让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复工,减免税费,特别是对所得税、对收入税等等的减免,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的市场。

推出更加灵活的用工政策,因为有些地方的人回不来,有些地方人又多了,像阿里出现“借用员工”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创举。灵活用工政策很重要,减免社保也很重要。

从现在来看,我们在推动返工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系列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政策,在今天这个情况下供给侧的改革,结构化的、细致的政策又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人民银行从2月1号开始对流动性,对整个贷款的利率水平、对专项贷款的安排又做了一系列的政策,我们把人民银行从2月1号开始的政策做了一个归类,可以看到3万亿的流动性流向市场,同时实际上降低了市场的利率水平,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保证了企业资金的需要,推动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加大对重点领域复工、复产的信贷保障。金融支持反弹已经走在很前面了。

与此同时,银保监会对于内部资金转移、对于不良贷款的问题、对于保险的问题、对于贷款利率的问题,对于因为疫情产生的贷款预期的问题,都根据疫情的情况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来支持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财政部也从定向财政补贴、减费降税,提前下达地方债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在2月6日就做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保证,2月7日提供了667.4亿的疫情保障资金,对重点企业予以贴息补息等等支持,通过专项债贷款加大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等等。财政也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发改委从整个物资供应对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对便利地保障,对整个政府审批程序的减少和加快,对疫情期间企业债券融资需求的支持,特别是推动企业员工错峰有序的返城返岗,推动产业上下游的协调运行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2月7号开始,其它部门也出台了支持政策,交通部门对整个运输,工信部对中小企业的信息创业支持,商业部指导商业库存,既要存得进又要调得出用得上。商务部做了很多,包括外包项目管理的安排。海外总署对恢复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出了一系列文件,我们从文件里看到,政策还是非常积极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文件下,我们在宏观层面看到政府的政策已经很好了,从金融力度、流动性支持和贷款支持,财政的税费支持,海关的出口支持,国家计委的项目支持、债券融资支持,商业部门的物流支持等等方面,支持其实是很多的,但这些政策的落地会有一个过程,它要到省到市,所以就需要全面打通,所以从企业层面来看,感觉最强烈的还是要尽快恢复物流,还是要资金到位,减税等等要迅速到位,给企业积极性,给企业灵活性和自主性,最后让企业迅速复工,而且给企业足够的物资保证,就是物流、人流和产业链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政策已经很多,单证册的到位下一步是很重要的工作。

如果我们把疫情的工作做一个简单小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总需求来看,总供给和整体宏观经济的周期性环境,从这三个环节来看,新冠疫情病毒肺炎,它的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非典疫情。

同时疫情作为一次外部冲击,疫情以后一定会存在反弹,所以外部冲击的影响取决于冲击的力度,是不是伤害了经济的核心部分。第二就是它的时间长度,这个特别重要,如果时间很长,冲击的力度很大,它会影响到根本上产业链等等的经济根本运行,恢复就很难,如果没有伤害到整个经济运行和产业链,整个恢复就会相对比较容易。这也是现在复工需要抓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停工了近20天,但疫情后存在反弹是必然,因为这是一个外部冲击。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也会成为反弹新经济的增长点。科技在抗疫中的作用,刚才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新生态、新业态的发展,教育、娱乐、影视、办公以及网上经济,线上送菜、线上超市现在发展很快。疫情过去以后大家都会反思,企业和个人都会想,如果在疫情期间可以线上做,为什么它不能成为常态?它一旦成为常态的话,中国的数字经济会上一个大大的台阶,它会成为经济反弹的重要增长点和抓手。

第四,我们需要争分夺秒,疫情和复工两手抓,需要结构性的政策支持,需要中央和地方打通,需要政府和市场打通,努力推动经济反弹。这个结论从最近的观察来看还是很重要的,争分夺秒就是说外部冲击的时间越长,影响越大,所以只要能把它止住就尽早把它止住,启动反弹,所以疫情和复工要两手抓,现在已经连续15天下降(昨天增长又略微反弹),疫情基本上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个情况之下,除了湖北武汉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中央严格的抓抗疫和管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这个节点上疫情和返工两手抓很重要。

从上面来看,复工主要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结构性的政策特别重要,需要中央和地方打通,中央的政策已经出了大量有力的措施,中央要下发地方政策,地方也要有自主性创造自己的政策。同时政府和市场两个力量共同发力,给企业自主性、给企业积极性、给企业空间、给企业利益,让企业和市场同时发力,所以我们要用十倍的努力来推动经济反弹。反弹是必然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反弹做成一个强劲反弹,这样我们就能完成202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同时为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打下一个好的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最近做的一些调研分析来看,实现2020经济和社会增长的政策和抓手,第一是迅速启动复工,时间就是效率,这个特别重要,现在复工不单是一个复工率的问题,还有一个复工水平的问题,也就是说,复工要回到疫情前的问题,满负载,这可能还有一个差距,所以我们需要复工率,需要复工的程度。实际落实复工还是物流、人流、资金支持、财政支持、政策支持,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支持政策。

2020年和2003年比从产业来看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都是产业链,复工需要全面复工,一个地方的复工很难,但鉴于这次疫情的影响面达到了全国60%-70%以上,产业链的恢复非常困难,所以从重点产业开始抓产业链的恢复特别重要。今年的贸易是一个艰难年,所以全力推动贸易和恢复出口特别重要,2月份和3月份通常是贸易定单的高峰,所以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还在低增长的同时,推动贸易恢复和出口今年变得特别重要。

刚才也讲到了,相比2003年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投资,整个住房销售,贸易增长都很强劲,但是消费并不强,可见拉动消费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消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消费占GDP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了60%以上,所以今年相比以前一个特别重要的新政策是全面鼓励消费,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消费的高潮,这是很重要的。有高质量的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这是今年整个政策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政府加大和提前采购,拉动总需求。在整个经济停工20天以后重新启动的第一笔需求在哪里?我觉得政府可以加大和提前采购,作为支持企业复工的第一笔需求,这也很重要。

最后就是以抗疫中科技创新的经验为基础,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包括政府推进数字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包括政策支持大规模的企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我们看到,以疫情为出发,包括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今年和之后几年里在规模上和速度上都会有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在以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消费的数字化发展,这是在疫情中已经得到发展了的一部分,现在看来潜力很大。

我们有这一系列的政策落地,把中央政府各个地方的政策落地,重点突破,我们对2020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实现还是很有信心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弹。

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主要的挑战

疫情是当今影响中国经济很重要的方面,但我们更要把现在的疫情和抗疫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之中,那就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这就是中国从根本和长远来看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重大的发展历史阶段,这需要我们把整个事情放到这个大背景之中。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人均GDP178美元迅速到2020年达到了1万美金,上升的曲率从2003年开始,上升斜率是非常深的,中国加入WTO其实是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这是一个世界奇迹,能够在40年的时间里把人均GDP增长50倍,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6、2007年开始(名义增长GDP)从14%开始,实际增长逐渐下降,去年降到了6.1%,也引起了大家的担忧,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会不会止住,未来的增长趋势会怎么样?

看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要把中国放到一个大的背景来看,这个大背景就是中国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对世界上一些国家做了分析,从3000美金走到10000美金通常都花了18年时间,我们取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样板,18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点上进行分化,一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人均GDP逐渐往上走,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也有一组国家,如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一直走不上去,长时间停滞在10000美金。到达10000美金之后这些国家几乎40年时间(有几个是30年时间)人均GDP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人类经济史上特别令人反思的深刻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所以在这个节点上,中国要走向高收入阶段就变得特别重要。

应该承认,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人均GDP,我把全世界新兴经济国家作为一个组,以美国的GDP做标准,以新兴经济国家的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来看能不能追赶,因为所谓追赶就是一个标杆,要不断提高,因为你在增长的时候别人也在增长,你每年增长百分之几不重要,因为如果别人也在增长的话,你还是落在后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看到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没有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它的增长速度超不过标杆。

我们这次以美国作为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在60年代的时候,整个新兴经济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多一点,纵座标是经济增长,横座标是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在15%左右,从60年代、70年代逐渐发展,今年走到这里,反超,赶到了22%,在22%左右,经济速度也一直稳定在3%到4%左右,非常好。80年代初发生了危机,可以看到整个赶超倒退,增长速度下降,90年代在盘回,比重没有赶超,增长速度不断波动,然后进入新世纪以后才开始又一次赶超,从22%左右增长到28%左右,但整个增长速度在逐渐下滑,因为规模上升了。

所以赶超之路不是那么容易的,走向高收入阶段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历史数据来看是很困难的。

再看典型的拉美国家追赶之路,可以看到,最早在60年代,拉美的增长速度是4%左右(拉美国家平均),整个已经占到了美国GDP的27%左右,1962年到1966年,五年一个周期平均,1966年之后有所下跌,以后拉美在70年代、80年代不断发生危机,整个增长速度下降,80年代危机以后不但没有赶超,而且落后。从90年代开始几乎没有赶超,然后从新世纪开始又进一步赶超,它回到了“21%”左右的低点(占美国的比重),然后逐渐赶超,速度逐渐下降,2012到2016年的平均速度增长也有1%左右,然后重新回到了27%左右。

大家再看看今天拉美国家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和60年代的比重是一样的,甚至低于60年代的比重。这是一个极其引人深思的案例,50年以后,拉美国家人均GDP的比重占美国的比重下降了,也就是说在这50年期间,美国的经济发展远远快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拉美国家相对而言是落后的。不是这50年拉美国家没有发展,这50年拉美国家GDP也翻了一番,经济增长也有4%和5%,但因为世界在变动,所以追赶的过程中落伍了,这是一个人类经济史上的悲剧,整整50年没有赶超,这对一个新兴经济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这个案例给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到达10000美金以后,朝10000美金往上走,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突破点在哪里?我们看世界各个地方的数据,发现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全世界的经济结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整个农业的就业水平都在下降,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都在下降,直线下降,工业都是先上升后下降,制造业附加值增加的产值也是先上升最后下降,整体不断上升的只有服务业。

我们进一步把经济看成结构的话就可以看到,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在不断减少,工业的比重在不断扩大,成熟以后开始下降。服务业是一直不断地连续上升,所以发展服务业就变得特别重要。中国同样沿着这个结构性,和世界发展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1965年时的中国农业占40%左右,工业占30%多一点,服务业只有20%多一点,以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农业占比逐渐下降,下降到10%左右,中国工业从30%涨到50%又下降到30%多左右,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服务业不断发展,今天占整个GDP比重的54%,所以中国也走了一条“农业不断下降,工业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不断上升”这样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移和调整的过程。

但我们再进一步看,我们发现很有趣,当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达到54%时,工业比重下降降到40%左右时,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工业进入WTO的比重上,超过了服务业,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130%,也就是说,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的30%。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如果中国服务业在不断扩张,沿着世界的转型结果走,在过去10年里服务业已经从45%左右涨到了54%左右,涨了10个百分点,在未来,中国的服务业会继续上升,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的话,每上升1个百分点GDP的服务业,会丢掉0.3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那么增长速度的下降就开始是必然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这个挑战面前问题也很直接,结构的转移是必然的,剩下的就是怎么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关键。

我们把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细分,既然我们有了分析的角度,就不断把它细化,从宏观走向产业,从产业走向行业,我们把服务业分成市场化的服务业(比如金融、酒店),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比如教育、医疗),我们发现服务业整个市场化的劳动率上升还是很高的,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很有意思,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进一步演变成怎么提高非市场化的劳动生产率。

在中国人均1万美元,把中国和发达国家走过的轨迹相比,中国1万美金时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的基本趋势还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服务业只要有竞争,我们还是有劳动生产率的,金融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低,商业还很高,这是因为我们的电子化,给了我们未来很大的信心,这很重要,与此同时,我们的信息产业服务业几乎没有,商务的服务业也很落后。我们的教育和医疗的劳动生产率还是低的,顺便说一下,美国教育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它投入很高,学生考试的成绩很差,也很低。从这个角度来说,事情就变成我们怎样进一步改革开放,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特别是非市场化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三、我们的政策:“两条腿”走路

2020年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是中国从1万美金走向1.5万美金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当前2020年经济的反弹和战胜疫情的经济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看,我们又看到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转化,进一步走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变成了瓶颈,特别是非竞争性、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制造业,更多的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就变成了我们能不能迈向高收入阶段,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第三点我们就讨论在这个宏大的叙事之中,我们怎样进一步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中国人的期盼,是国家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生活更加富裕,所以需要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两条腿走路,两个轮子驱动,迎接新经济的到来。

第一个是基于改革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加强竞争,引进国际竞争,我们几乎把金融全面放开了,允许100%的金融外资进入,在银行、基金、券商等等,把资金流动打通,沪港通、沪伦通等等,北上资金现在也很大。金融业打开,服务业打开,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文化产业健全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医疗卫生全面改革,支持社会办医院,发展健康产业,应对老龄化。教育也要市场化,用社会力量来办教育。这是一系列大规模的开放,我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这是我看到我们对外开放和改革市场化最大的一次全面政策,力度也是最大的一次。

总体来说,在过去这两年里我们推进了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推动了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的对外开放,我们加快了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公用等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对外开放,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互联网、物流等等都是对内对外开放,所以这是一次力度非常大的开放,为什么?加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政策方面。

第二条腿就是科技。国务院制定了三个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17年到2020年同步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和调查,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2020到2025年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受深圳市政府的委托,在给深圳市政府做一个关于深圳市人工智能化的战略,我在深圳调研了无数企业,和深圳市领导沟通交流,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我看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很好。人工智能是一个发展的重要目标。

人工智能发展很快,我们做一个智能的金字塔,在智能底层,计算和记忆力现在已经全部数字化了,人的基本感知,视觉和听觉,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全部数字化了,语音识别、头像识别、人脸识别,基本功能实现得很好。现在问题是计划和决策,现在也很好,计算机能够做决策,问题是计算机有没有认知、理解、洞察和推理,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人工智能最大的是关联而不是因果,所以对于因果和关联现在的争论很厉害,智能是不是认知型的,这是现在的一个突破口。自然语音处理是未来这方面重大的认知突破口。再往上走,智能没有创造力,我不知道,比如我用爱因斯坦的公式,人工智能能不能出一个“爱因斯坦”,能不能有创造力我不知道。人工智能能不能有智慧,禅宗叫“顿悟”,我们也不知道,但我想说的是,就这个领域,今天已有的人工智能已经足以在现在的社会和经济运行中产生巨大的效果,我们不要对人工智能产生一种恐惧和抽象的概念。

我在深圳做调研时把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技术做了10个版块,这10个版块基本上模块化、产业化,拿来就能用,已经非常现成了,第一包括计算机视觉,语音感知、自然语言处理,现在走得很快,这是第一个模块。第二个模块是搜索信息处理,预测、规划。第三个是操作语音生成,图象生成,操作和控制,导航和移动,这就是人机互动了,这10个模块的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不是完全成熟到无可挑剔,而是在实际企业和个人层面的应用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完全成熟,所以它的应用场景是很丰富的。

中国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我们把1998年到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做了一个列表,可以看到美国还是领先,大概有5万例(49000例左右),但领先优势相比中国并不大,中国已经到了42000例不到,比美国就差一点点,中国的研究和专利水平已经走上了世界前列水平,国务院发布的第一阶段目标完全达到。

最近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前20家的排名,在20家的排名里美国是8家,包括微软、谷歌。中国是7家,中国的7家里,百度、大疆、商汤、科大讯飞、旷视、字节跳动,松鼠AI名列其中,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全球20家,中国占7家,日本只有1家,英国也就是1家,瑞士1家,在这里面我们再看一眼,我们还没有把阿里和腾讯算进去呢,因为阿里和腾讯在统计上不算人工智能企业,但阿里和腾讯人工智能的科技能力是非常强的,如果放进去呢?因为美国也把谷歌和脸书放上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在世界人工智能顶级企业范围里也有一席之地,所以中国已经有了基础,可以大力发展。普及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深圳做人工智能调研时我也常常困惑,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我想的是规模,想的是宏观效益,我想,人工智能能够在多大意义上在宏观上起作用,在我们想宏观意义的时候,5G出现了。5G改变了整个人工智能的规模概念,5G有几个特殊点,一是它的带宽,二是它的连接,一个平方公里从10万到100万,带宽可以输送现在几乎所有的一线快速输送,几乎是一个微秒的低延时,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都成为了可能。5G是个基础设施,5G+人工智能,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在5G和人工智能的场景下,我们第一次观测到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融合和打通,在这个物理空间里先有机器人智能化,这个机器人不是自动化,是智能化和数字化,在这个过程里通过人工智能的感应,感知到无数的数字,产生无数的数字,这个数字通过物联网进入大数据,进入虚拟世界,到云,数据储存经过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优化,优化以后重新回到物理世界,优化和改善机器的操作甚至产品的创新,提升现实的物理操作。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能够自由地融通、耦合,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可以不要人的干预,因为一切都在云上由人工智能进行优化。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有了这一条,中国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就有了基础。所以5G的规模就成为了问题,4G基站,一个基站完成大概要花五年的时间,中国现在是370万个4G基站,占全球4G基站的51%左右,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4G国家,我们计划从今年开始大规模推广5G,推的是5G基站的发展,也是五年时间,但疫情时期科技发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020年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5G基础设施的发力阶段,大规模的5G基础设施投资,把五年的周期提前做成一个三年的周期,既有宏观投资的经济推动作用,也有基础设施推动科技发展的作用,这是一举两得,加快5G的基础设施在今年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有了5G以后下一步做什么?5G是社会、是产业、是企业,所以下一步是物联网,物联网变成了下一步最主要的产业性、宏观性基础设施。工信部从2015年开始发布物联网的文件,2019年开始密集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云、互联网管理等等,2020年明确的目标是要完成IPV6的改造,在今年年底中国IPV6的数字可以超过美国,完成五个左右标识解析的国家节点,这很重要,由公共标识解析服务的节点使得注册量超过几十个亿,做10个跨产业的平台,然后培育30万个工业App。这个基础设施上去,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基础就形成了。

2020年上5G,上物联网,我觉得都是国家推动科技发展,国家拉动经济反弹和经济恢复的重中之重,2020年金融的恢复打科技战。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当然,包括工业互联网,包括专业设备,包括产业链,包括设备上云,最关键的是企业推动探索成熟的商业模式,这变得特别重要。

5G和AR就可以基本在方方面面改变所有的产业,在5G和AR下三大传统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识别和语音识别处理),包括5G的网络效应,物联网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从互联网、消费、安全、零售、教育、制造、汽车等一系列都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因为时间关系,我举个简单例子:

制造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制造业等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但中国制造业的机器人比例是很低的,韩国在每一万名工人中有525个机器人,中国只有25个,所以机器人的发展潜力极其巨大,这是未来的自动化和新兴产业。我们有个分析,新的机器人增长,从工业机器人到物流机器人,到医疗机器人,再到其它机器人。医疗工业,这个很广泛,前阶段我去了我国南部的一个民营企业美的,大家知道美的是制造业企业,做家电的,我看到它的空调流水线全部数字化、自动化,还有冰箱,它还逐渐的做小家电,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在美的考察完了以后,我印象非常深刻。

医疗现在大部分还在远程监测和健康管理,就是这次在疫情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一块,医疗影像识别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医疗方案越来越重要,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医疗运营化、销售也会大幅跟进,所以医疗是一个未来很大的场景。我在东软做调研,东软开发的标准化临床辅助诊断工具全面提升基层诊疗能力,这个市场极其宽广,等于是把医疗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最新水平化了。这就避免了个别医生个体化的诊断,可以大大提高医疗水平。这是一个全面的To B,也是一个全面的To C,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好。所以医疗是一个很大的场景。

新一代服务机器人,它不一定具有机器人形,但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极其丰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延续第一节的讨论,抗疫会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数字化高潮,以数字化提升治理效能,将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中央提出的),新一代的数字技术,数字政府很重要。地方的社会治理和数字化的最佳实践将会得到进一步推广,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本次疫情也是对这个管理能力的评测,无论是街区还是社区。因为疫情,现在出现了数字化社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通过线上登记,每日健康跟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数字化治理的框架正在形成,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建设。

疫情引发了新一轮数字化的商业,2003年的SARS让众多消费者了解和接受了网购,本次疫情让更多社会成员接受和习惯在线学习、在线办公、在线问诊等,在线的物资供应,数字化物流;在线的生活,线上线下结合购物;在线医疗,特别是最近的在线办公,还有在线教育,现在连车和房都在线销售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看2020年将是企业在线数字化,居民在线数字化消费高潮起点的到来。这和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也要面向现实,中国发展科技的实际是需求端好、体量大、场景丰富;弱点是供给端的发展不平衡,应用层领先,基础生态薄弱,但是我们有领先优势,我们的计算机视觉、图像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现在都在赶上,以领先来带动,从良好的需求端自下而上,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和场景推动科研的发展,人工智能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科研发展的新路径,中国会有很好的实践,这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结论是什么呢?刚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疫情的经济影响;第二个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主要的挑战(结合转移、结合劳动生产率);第三是我们的政策,“两条腿”走路。

1、“新冠病毒肺炎”对2020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2、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抗疫过程中激发的反弹力、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推动2020经济强劲反弹,“强劲”特别重要。

3、政府需要结性和积极的配套措施支持,发挥市场和企业活力,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

4、我们能打赢抗疫之战,也能打赢经济战,在大的宏观层面上继续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经济数字化和智能化,让中国经济在高起点走向高收入阶段。我们对此很有信心。

(提问环节)

提问:有人说这次对于中国疫情,国外市场几乎没有反应,14亿美元的供应链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和不可替代,而且这次停摆让国外做了想做而不敢做的压力测试,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会更快下降,供应链也会更快转移。对于这样的观点,朱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朱民:其实据我的观察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如果看的话,在整个国外市场,1月20日到1月30日左右,国外的市场,包括美国的三大股指,都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波动,也是随着疫情发生的。第一次是疫情正式爆发传出去,人传人,大家认为严重了;第二次是疫情数字传得比较快,比较严重,市场还是很敏感的,迅速作出了反应。

之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大宗商品、能源的指数都直线下跌,这表明了中国对全世界总需求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在过去的十年里平均每年占全球经济增长的33%左右,所以中国经济如果走弱,对全球经济增长影响很大,所以马上反映在大宗商品和能源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构,你去看航空板块的指数、看苹果的指数,看三星,看卡特彼勒(生产大型挖掘机的),去看旅游、去看汽车,整体板块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表明了中国产业链的影响,中国产业对全球电子业,对全球的汽车制造业,对全球整个制造业的供应还是很重要的,全球的市场其实还是作出了很大的调整和反应。

当然,大家还有一个观望,因为我们也关注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普遍对中国经济恢复和中国政府战胜疫情、推动强劲反弹是有信心的,所以这是一个初步调整,但反应还是明显的,也有公司发布了业绩预报,但对未来还是有信心,并不是说中国的产能有多重要,而是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经济恢复中的信心。

提问:一月新增社融数5.07万亿,同比大增10.7%,新增人民币贷款3.34万亿,也比预期多了3300多亿,这是不是大水漫灌?现在人流物流受限,经济停摆,现金流比较紧张,资金会流向摩擦系数最小的方向,比如资产,股票、房产,还有民生,您觉得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朱民:这次疫情和2003年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停产。2003年没有停产,它是断断续续的一直在工作,这次春节本身就七天,春节延到十天,十天以后又一个十天,停产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很大,对企业的资金和财务压力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原因,可以看到,我们采取了强有力的货币政策,但这个货币政策还不是大水漫灌,普遍降息,而是定向通过不同的贷款工具帮助疏导货币的传导机制,使得货币能流向实体经济和需要的地方,所以1月份的数字走向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些企业、一些部门在看到疫情的情况下预先做准备,来增强企业抗风险的能力。这都是好事。

我们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下,因为整体负债率还是很高,所以我们还是要避免大水漫灌,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疏导,但同时需要有力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支持企业复工,这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政策在保持流动性、支持企业复工下,我觉得还是做的很好的。

提问:有网友问,作为小微企业,您觉得在这个特殊时期,疫情过后它们可能的机会在哪里?应该怎么做?

朱民: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特别关注小微企业,因为我在去年花了很多时间做小微企业的贷款和金融科技调研,也走了很多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总体来说就是不容易,但是特别重要,因为它数量多、数量大。

从现在来看,一半以上的小微企业都认为这次疫情对他们有严重影响,主要是因为停工,使得总需求断了,因为他们都是产业链的一部分,所以要依赖产业链的恢复才能恢复,剩下的就是人工成本、房租成本和税收成本,压力很大,停工期间还得支付这些费用。

这次政府及时专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小微企业普遍反映金融支持(减少租金、减少费税、社保等)对企业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从未来看,我觉得小微企业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1、抓反弹。抓不抓得住反弹很重要,中国要完成2020年全年的经济社会任务,我们一定需要一个强劲反弹,小微企业迅速做好准备,跟上和抓住这个反弹特别重要,根据反弹的需要及时和银行、政府沟通,得到需要的支持,因为现在政策是有的。

2、很多小微企业在这次疫情期间其实也在进行反思和整理,有很多事情是可以线上做的,以后这就会变成常态,所以小微企业走线上、走智能化,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不要把线上和智能化看得那么神秘,向大的平台靠拢,靠拢企业的平台,靠拢大的社会平台,走线上,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小微企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抓手。抓住反弹,抓住数字化,小微企业在未来发展就会很好。

3、这次疫情给了小微企业内部管理整顿的空间和反思。小微企业的难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经济在扩张时有一些富余的人你不觉得,当经济有压力时,任何富余成本你都承担不了了,因为小。这次疫情让很多小微企业开始反思商业模式,人员结构,我觉得小微企业进一步精简,进一步数字化,进一步网络化,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也是小微企业在疫情以后抓发展的重要方面。

我的关注很有限,但我对小微企业真的很关注,也走访了很多小微企业,因为我觉得小微企业特别不容易,也特别重要。所以有三件事:一是迅速抓住和跟上反弹;二是走线上、走转型;三是利用这个机会反思自己的内部管理结构,提高效率。我也相信小微企业在中国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来源:网易新闻)

责任编辑:l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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